近日，由北京弘创资管信息科学研究院主办、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新时代：创新永续传承”第四届创富共荣高沣论坛在海南三亚召开。会上，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冯并先生发表了题为“十九大之后经济走势的几点研判”的主题演讲，演讲内容如下：

　　十九大提出三年贫困地区脱贫，后三十年两步走的发展目标。对于两步走，国外舆论颇为关注，比如特朗普的前谋士班农就将其解释为在本世纪中中国将取得世界霸权。这是典型的政治地缘思维解读。

　　对于类似这样的解读，我们根本不必多纠缠，我们更关心的是自身的发展，是在新时期、新周期、新起点上如何把握经济走势，这就必然要兼顾近忧与远虑，尤其对于处在经济生活微观层次上的企业界、投资界来讲，这也可以称之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事情。

　　愿景和目标是重要的，如何比较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推动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一个实施的过程，甚至还会有许多不测的因素。世界经济刚刚回暖，已有见顶回调的说法，关于新的金融危机的警告，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总的说来，世界经济也进入了比较乐观的新周期，因此，对近几年经济转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持续跟踪分析，似乎比单独研究发展目标更有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会不会失速

　　国外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国内不多，但不需要杞人忧天。我们不能只讲“弯道超车”，因为那不是常态，更多的是机缘巧合。一般地讲，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有阵痛，有利益格局调整带来的社会紧张与痉挛，也有必要的减速度。这是一种常态。什么是失速?失速是预见之外的减速和没有达到发展目标所需的速度。比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在12月初发表了一篇对照十九大提出的发展目标的经济增长分析。

　　他说，按照目前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2017年到2021年的五年间，平均增速应该达到6.5%，那么中国在2021年的人均GDP可以达到1.2万美元左右，刚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下限，这样才能够宣布总体告别贫困。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15万亿(现在是11万亿美元)，同美国的19万亿相比，还差4万亿美元。从2021 年到2035年的第一个15年，需要保持5%的年均增速，届时中国的人均GDP约为2.3万美元，与今天的台湾人均水平相当，只有美国的一半，仍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富裕社会，但经济规模世界最大，超过美国。约为30万亿美元。第二个15年，年均增速需要达到3.5%，届时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与今天的德国持平，仍然低于美国，但经济总量50亿万美元，远远超过美国。按照这个发展尺度，在不同的阶段里从6.5%到5%到3.5%的下行变化，这是必要和正常的。并不能称之为失速。但过早地发生变化，就会出现问题。对于近五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发展的预测，2017年超过6.5%，2018年6.2%， 2022年为5.7%，虽然预测的摆动幅度稍大，但还属于中高速度，世界银行认为，2018年中国的增速应当是6.4%，多少有些保守，但如法国兴业银行预测的2020年就下滑到4.5%，那就是失速了。失速有一种陡降性和不可逆性,中国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需要防止意外发生,比如世界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等等骤发因素。

　　从长远来看，中国最大的发展动力还没有效启动，这就是巨大的不断升级的消费规模，所以十九大之后习近平首先讲到的就是服务业。有一种说法，目前，中国的消费经济贡献率已经达到60%，因为除了民众的市场消费，还要加上接近20%的政府采购，加起来的指数不高也不低。所以，耶鲁学者斯蒂芬·罗奇概括了这样一种变化趋势：“中国的生产型经济正在让位于日益强大的服务业为主导的消费经济模式”。也就是说，GDP的构成正在慢慢变化，“三架马车”的拉力正在换位。从近年来看，由于全球经济回暖，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有所上扬以及“一带一路”的开拓，上半年进出口增长幅度19.6%，全年或者可能保持在20%左右水平，国内投资也有亮点，主要是交通和民生建设，大体也是增幅20%左右，和所谓60%的消费贡献率大体对上了卯。

　　但人们还是担心，一是愈来愈严格的环保要求加上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绿色政绩好看胡乱关停企业生产线，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因素尚未形成，一些并不完全属于落后产能的实体企业陷入了困境。二还是那个起起落落的房地产和涉房产业链。三是去产能引起的地区经济构成的变化和国企公司制改革必然会出现的间歇性停摆。四是其它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诸如广义货币投放减少，而房贷利率的上升也对家庭消费构成压力等等。这些变化积累在一起，会不会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当然，十九大报告在明确提出“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同时，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并没有提及过去必须要提的GDP翻番之类的增长概念，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90%内容与环保有关，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只有10%。我们的地方官员过去是唯GDP为政绩，现在会不会又跳到唯绿色和假绿色的另一个极端?十九大报告没有提及GDP有关的增长概念，完全可以理解，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毕竟不是政府工作报告，因此明年春天的人大恐怕还是要讲讲指导性增速指标的。

　　十九大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心理准备，不唯数量唯质量，在质量第一的基础上讲数量，在一个特定时段里，速度高一点低一点，不再是十分纠结的问题，但从总体发展曲线上看，还是需要一定增长节奏的。所以，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再一次明确提出，稳中求进是经济工作总基调，政治局会议是给即将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定基调，而经济工作会议又是给明年的换届人大打基础。因此，确保打赢三个攻坚战，防范风险、精准脱贫和防止污染，将是2018年和2019年的主要方向，确保明年的经济平稳运行也是十分重要的。

　　稳中求进，从今明两年看来，应该问题不大，只要坚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共同发展，外贸不是太大的问题，11月统计数字，外贸依然强劲。出口同比增长12.3%，进口同比增长17.7%，外储十连涨，从年初的3万亿美元增加到3.12万亿。美国的税改也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这都是利好的因素，但国内需求的提升却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局面。现在中国的关税降了，涵盖食品、药品、保健品、日化用品、服饰、家用设备、日杂百货乃至文化娱乐的187个8位税号商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17.3%降至7.7%，对居民增加消费是大好事，对国内一些制造业却构成了压力，一些企业再不提升质量和服务水平，是混不下去的。因此，有人老是质问，究竟是谁搞垮了实体经济?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个概念，把帐算在数字经济头上，并不公平。第一是一些没有及时转型的僵尸企业包括过剩产能的，自己撂倒了自己。另一个就是企业税费负担过重。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费用占到30%，企业所得税20%，增值税17%，个税累进10%左右，加上贷款利息和各种征收、罚款，还有同样刚性支出的租金等，因此，随着美国减税法案的出炉，必然会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性减税潮。因为美国将企业税从35%削减到20%，使它从企业税最高的国家变成税率最低的国家，企业成本大幅降低，给其它国家出口造成巨大压力。英国计划将企业税率降到17%或15%，日本原本要在2018年将企业所得税降到29.74%，现在很可能降到20%。印度也推出几十年来最大减税案，削减商品税率并将部分个人所得税，从10%下调到5%。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进一步下调，而不是此前计划的万亿规模的减税，而是更大概率。

　　投资拉动从道理上讲是力度越来越小的，但在我们现有的政府和国有经济主导的市场体制下，那只意味着马力要开多大才更好一些，投资拉动的最大功率从来没有自限，要想用，随时可以来个四万亿。比如，林毅夫最近还在讲，四万亿很重要。在我们看来，由投资拉动提升增速，从来不是大事情。但从另一面看，这也给了我们投资热点转移延伸的余地。从近期看，扶贫脱贫、小城镇建设、民生投入、高铁网络建设、新区开发甚至粤港澳大湾区，都离不开一定规模的投资。前几项必须投入，因为它符合经济发展梯度转移和渐进规律，即发展的热点由发达地区转移延伸到欠发达地区包括贫困地区。我们的“一带一路”共同发展，利用的也是这个原理。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所有新增私人消费的三分之二来自这些地区。另三分之一才是因为智能产品的出现。从中长期来看，雄安就是一个新的世纪工程，那是一个大的投资发动机。

　　投资结构也是个问题，在繁荣地区防止过热，欠发达地区也要防止盲目投资。房地产倒是个大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并没有列入三大攻坚战，因为那毕竟是产业问题，而且直接牵连着社会神经，搞了好几年也并没有见到成效。因此，用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来表述。怎么改?一是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和立法五个手段，抑制泡沫，防止大起大落，有些抽象，但意味着要从多方面出台政策。另一个更明确的说法是“租售并举”、“租售同权”，而北京推出“共有产权住房”，也是一种试验。这些将要发生的变化，最终目标是削弱住房的唯商品属性，所以商品房业概念的内涵会发生较大变化。但要说它从此就不再是投资品，谁也办不到。否则干吗要酝酿换发不动产证呢?对于一般人来讲，房子还是他的最重要的资产，加上投资渠道少，又有通货膨胀的长期预期，比起其它来，购房毕竟还是一种保值手段，因此区分抑制炒房和正常的市场心理，还是个问题。

　　从根本上说，弱化房地产的唯商品属性并不等于去房地产化。去房地产化本身是个伪命题。房地产人开始淡出财富榜是事实，只是说，他们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房地产本身也面临着转型。开发商拿地、盖楼、然后出售的简单游戏规则要变了，要有更多的多元商业模式出现。此外还要看到，随着城市智能化的提升和环保水平的提高，还有老龄化的到来，房地产商也要打造自己的创新产品，不能再去简单地买海景、买空气。在日本，养老房地产就不在偏僻的乡村，而是在有直通车快速联通大医院的地方。

　　债务负担和金融危机风险

　　这个风险在三大攻坚战中列为第一。为了这场攻坚战，不仅在国务院层面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省一级金融办也加挂了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牌子。

　　金融问题连着债务问题，债务高企是个老话题，根据彭博新闻社的估算，尽管中国的信贷增速开始放缓，但在2022年，债务规模仍然会是经济总量的3倍以上。对于债务负担有多种理解，乐观者与日本比，或者用中国的高储蓄来寻求解脱，说我们主要是一种内部债，并不可怕。但是，这个理由成立吗?内部外部的市场规则应当是一样的，同样会出现支付违约问题，除非你不正视它。过高的债务是一种艾滋病毒，有潜藏期，遇到大面积的金融危机也就爆发了。怎么办?一个办法是加大削减债务，企业外债优先削减，但国有企业“僵尸债”同样需要大力清理。什么是“僵尸债”?就是长期依靠低息贷款和政府的补助勉强生存，或者借新债还旧债，债多了不愁。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僵尸债”相当于中国GDP的6%到11%。产能过剩行业的达到21%，而企业债总量相当于GDP的16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认为，清理“僵尸债”，可以在未来十多年里让GDP每年提升0.7到1.2个百分点。但事涉稳定，因此只能曲线处理，一是混改和债转股，二是从金融着手。但中国的债务比较棘手的还是地方政府债务，据说有24万亿之巨恐怕还不止。

　　第二个办法就是多措并举管控和预防金融风险。在2015年，主要是应对美联储加息效应，控制资本外流加强，现在则是瞄准了国内的“影子银行”。11月出台对资产管理的新的规定，指向很清楚。这是继上一次对P2P平台清理之后的又一波更大规模的清理。所谓去杠杆，焦点首先在理财产品上。什么是“影子银行”?似乎委托贷款协议、信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这些融资形式都算，有业内统计说，截至到今年9月“影子银行”的业务规模达到近27万亿元。但这里有个问题，没有银行的运作，哪会有影子银行?尽管有提P2P“假存管”、“部分存管”、“存而不管”弊病的，但更大的背景是银行资金从信托、证券、基金、保险多渠道外溢，各行业政策又不一样，哪里宽松往哪里去，造成较大套利空间。因此还有一种统计，截至2017年6月，商业银行总资产180万亿，但表内存贷款规模并未超过百万亿，风险敞口很大。因此，下一步不只是P2P，银行系统和整个金融系统也会有大的震动。再往大说，货币政策也会随之有调整，因为广义货币量太大了，潜藏着大的通货膨胀。

　　但是，防范金融风险，仅仅着眼于国内是不够的，国际性的因素更重要。在这里，美国税改引起的外溢效应就值得严重注意。对于美国已经通过的税改，各有各的评价角度，对于意识形态人来讲，看到的富人得利，穷人受害，劫富济贫。对于经济部门来讲，看到的是美国债务上升，甚至预测因为财政支出结构改变，10年后赤字增加1.4万亿美元，并有13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对于外贸界人士来讲，看到的是美国人消费能力增强，进口增加，国外出口商得利而与特朗普减少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目标背道而驰。对于金融投资界人士来讲，看到的将会是美元外汇出现短缺，有出现外汇挤兑的可能，也出现其它货币暴跌的局面和出现海外美元筹资市场的压力。因为，美国通过税改回笼美元和美元投资，美国公司将利润汇回美国，原来征税35%，现在是一次性征税14%，新税率不仅意味数以万亿计数的美元回流美国，也意味着全球银行业和美元资金的汇率都会发生巨大变化。甚至可以判断，下一次金融危机不会发生在美国，而是别的其它国家。有评论说，2014年美联储加息被人们称之为剪羊毛，这次弄不好羊都有可能被赶到了美国。这个比喻很恰当。美元毕竟是最大的优势货币，由税改引发的最大汇率战才是世界货币战的最大战役。

　　有一种普遍的估计，以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提法可能也要改变。怎么表述，还不清楚。但减税意味着财政紧张，防止金融风险加强监管，也意味资金供给会减少。从2017年10月、11月两个月的信贷规模来看，10月拦腰减了一半，大约是6000亿，11月又重回万亿。有分析是因为9月刚降准一个点，需要用足，并不代表明年，但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是财政政策中性，货币政策中性偏紧的可能更大。因为另两个攻坚战是需要花钱的。11月M2余额达到167亿元，同比增长9.3%，略有反弹，也是一个印证。

　　创新是我们真正的希望所在

　　我认为不能盲目乐观，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需要战略清晰。有人动辄就讲新的四大发明，高铁、微信支付、网约和共享单车，这都是应用技术，怎么称得起划时代的发明呢。有一个新闻，英国的三个学生发明终结了塑料瓶装水，推出可食的水包装。它可以避免大量生产的塑料污染土地与海洋，人家也并没有讲什么世界发明。

　　一些新鲜事物出现在中国，应当首先拜中国人口规模所赐，即便是高铁走向国外，也主要在临近国家先落地，并且要依靠中国人消费取得效益。一些小的国家自身没有这个市场消费条件。

　　我们的规划部门在一开始也很乐观，2006年推出到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规划，当时就提出到2020年拥有世界顶尖科技实力和创新国家的发展目标，还有3年时间，能不能实现，恐怕答案很清楚。人们喜欢用己之长比别人之短，比如全球运算最快的计算机，中国有167台，美国165台，日本29台，但你刚有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日本的量子计算机就出来了。中国的科技突飞猛进，我们有建成创新国家的信心，但我们的创新进步还是点状的，从总体来看，正像苗圩在政协常委第十二次会议上对2025规划背景解读中所讲的，我们的制造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在全球制造业梯队里还处于第三梯队。美国仍然主导科技创新，欧日主导高端制造。我们比仅靠资源输出的国家高一个梯级。他列举了美国在军工、航天航空、医学、信息科学方面的巨大优势，在信息科学方面，你的百度、腾讯很牛，但目前用的还是甲骨文的数据库和软件技术。英国也很厉害，它的罗罗发动机，至今无人可匹敌。我国的制造业目前还排名在俄罗斯、新加坡和韩国之后，与印度、南非几乎同一个档次。美国国会不久前曾经举行一次听证会，结论是，“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至少在20年里不会超过美国。但也不能低估中国人的山寨能力。”他们对山寨给出了一个定义，即将已有成果改进、混合和本土商业化的能力，属于“第二代创新”。一位参与论证者俄勒冈大学教授萨特迈耶列举了四个原因，一是人员冗繁;二是教育系统不支持大胆探索，而创新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不完善;四是体制问题，即创新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我们不能说，美国人低估了中国人从二代创新到一代创新的整体能力，所提问题却很中肯。比如中国2016年的专利申请达到130万件，总量超过了美日韩之和，但中国在国外申请的数量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依然是数量超过了质量。

　　创新突破口在哪里?制造业2025规划比较明确，讲了许多着重点，但还有些泛。从缺口来讲，航空发动机和半导体是必须要攻克的。否则你的大飞机就不会有坚强的中国心脏。半导体一直是软肋，全国每年要消耗1450亿美元的芯片，国产的只占十分之一，而且属于较低端产品。华为搞出了麒麟970芯片，主要是自用，谈不到市场占有率。据海关统计，2016年集成电路进口金额2270亿美元，而同期进口原油是1000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从2015年起，中国投入近万亿元，开始填补空白的努力。

　　今后创新的着力点在哪里?从全球科技投资趋势来讲，一些外媒列出6大领域：机器人和网络安全、环保、自动驾驶与交通系统、水资源与水产业、制药器械和老龄化有关产业以及社会民生。目前，国内比较有较高共识的是占领人工智能制高点。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国家也为此制定了产业规划，要求在2020年进入第一方阵，核心产业规模1500亿，带动相关产业1万亿。2025年在理论和技术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产业规模4000亿，带动相关产业5万亿。2030年占领商业制高点，产业规模1万亿，带动相关产业10万亿。这个规划实现，现代化也就同时实现了。目前，我们的企业开始进入人工智能的赛车道，也还不能轻易说已经领跑。

　　人物简介：

　　冯并，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经济日报》原总编辑，中国企业联合会原执行副会长、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名誉会长，2000年荣获全国韬奋新闻奖，国家级有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